专访2010年陈嘉庚科学奖获奖者：挑战越来越艰巨

人民网记者 魏艳 赵竹青 

　　编者按：2010年6月9日，201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全体院士会议上举行。白以龙、杨学明、裴钢、李德生、吴良镛获奖。五位获奖者接受人民网专访，谈了自己获奖感受与对中国科研体制的思考。以下为访谈实录：

　　 2010年度陈嘉庚数理科学奖获得者：白以龙

　　 2010年度陈嘉庚化学科学奖获得者：杨学明

　　 2010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获得者：裴钢

　　 2010年度陈嘉庚地球科学奖获得者：李德生

　　 2010年度陈嘉庚地球科学奖获得者：吴良镛　

　　人民网科技：今天特别荣幸请到陈嘉庚奖的其中四位获奖者，我们希望和四位老师交流一些问题，也想问一下几位老师，得知获得陈嘉庚奖是怎样的情况，个人的感受是怎样的？

　　
　
2010年度陈嘉庚化学科学奖获得者：杨学明

　　杨学明：陈嘉庚科学奖注重原始性创新成果，我们的研究工作能够获得认可，我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借此机会，我也要感谢这么多年来与我合作的同事，特别是张东辉教授，和我所有的学生，没有他们的辛勤努力，我们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人民网科技：请李老师谈一下您获得陈嘉庚奖个人的感受？

　　
　
2010年度陈嘉庚地球科学奖获得者：李德生

　　李德生：首先对地学部常委会推荐我作为陈嘉庚奖的获奖者表示感谢。我也是获奖者中年龄比较大的，毕业以后，从事石油地质工作60多年，亲身经历中国石油工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现在我们石油产量占世界第四位，天然气产量占世界第五位。由于国民经济高速地发展，国家对能源的要求很高，特别是在2008年开始出现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今后我们除了主要依靠化石能源以外，还要逐步开展对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还要大力开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建设和推广。可以说我国已经开始进入能源多元化发展的新时期。

　　人民网科技：在昨天胡总书记报告里提出几个学科，能源是放到第一位，您当时听这份报告时的感受是什么？

　　李德生：胡总书记提了八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能源、资源。现在不光是煤、石油，还有铁矿，我们资源显得很不够，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要加强勘探，特别是往深部和海洋多找一些油气资源满足国家的需要。

　　人民网科技：白老师，您这次获奖的感受是什么？
　
2010年度陈嘉庚数理科学奖获得者：白以龙

　　白以龙：这是在工程里提出的问题，而且有一些问题国际上也没有解决，经过努力我们获得了一些成果。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是一个推动。所以我也很愿意借这个机会，跟我们一起合作，特别是我的同事，共同在这个方面进行探索。

　　人民网科技：您这次“固体变形局部化和损伤与灾变”这个研究是什么内容？请您介绍一下。

　　白以龙：我是做力学的，要说普通也很普通，大家中学里都学过力学，但是要说这个领域未知的东西仍然很多，比如说地震的力学。所以固体的破坏从人们的生活一直到工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特别是我们国家，随着社会及生产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在国际上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把力学理论和工程学结合起来，我想在这个方面有很多需要我们做的事。

　　人民网科技：您听了胡总书记的报告，特别是针对具体力学学科，有什么很具体的感受吗？

　　白以龙：我想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胡总书记提到我们国家面临转型，而且这几年无论是从具体的技术和产业，还是与自然的关系中，都有很多和固体的变形与灾害相关的事情。另外一个方面，胡总书记特别提到，从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角度来做探索，我觉得这的确是根本的问题，这样才能把我们自主创新理念做好，我认为非常及时，非常重要。

　　人民网科技：裴钢老师，这次您获得陈嘉庚奖个人的感受？

2010年度陈嘉庚生命科学奖获得者：裴钢

　　裴钢：一方面感觉到这也是党和国家给予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视，我本人也很一般，在我们生命科学领域有很多做得很好的科学家，也值得获奖，我有一点诚惶诚恐。

　　人民网科技：针对胡总书记这份报告，您个人有什么感想？

　　裴钢：对胡总书记报告里提到转变生产方式，而且提出转变生产方式要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里很重要的像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健康问题、能源问题等，都跟生命科学相关。还有很多新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对我们生命科学来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希望中国的生命科学继续攀登，走向世界前沿，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支撑我们国家的继续发展。我认为有双重意义。

　　人民网科技：在这份报告中，我注意到提到一个方面，国家学术科研体制改革，不知道几位老师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裴钢：我们同时在开一个座谈会，座谈会就是加快推进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座谈会，正好是利用院士大会开这个座谈会，实际上里面也谈到这个问题，胡总书记报告里也提到，这里面有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比如人才问题。院士大会前，正好发布我们国家人才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我觉得科学技术和人才是密切相关，如果没有一流人才就不会做出成果。

　　另外，你刚才说到体制、机制问题。这个问题也很重要，我们也谈到，国家对科技投入的增大，对体制机制，对改革，我看媒体比较关注人才规划纲要里，关于科研机构、学校和事业单位取消行政级别的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人才问题、机制体制都是很重要问题。

　　人民网科技：这算是科学界去除“官本位”、“研而优则仕”吗？

　　裴钢：技术本身有规律，应该按照这个规律来走，如果完全按行政办法来管理科学技术领域，我想这是搞不好的。

　　人民网科技：杨老师您有什么看法？

　　杨学明：我在网上看到了胡总书记的讲话，有几个方面感触很深的。当然就像裴钢院士谈到这几年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尤其是过去二十年里，科学的确发展速度非常之快，从量上增加也非常之多，怎样使得我们国家真正有更多和更高水平的原始创新科学研究，能够很快走上国际前沿，我觉得有许多方面需要做，有几个方面刚才已经提到，包括人才、体制，另外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才的培养，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国家非常地重视引进国外的人才，比如说“千人计划”可以引进国际上水平很高的教授到国内来做研究，这对于我们的研究水平的提升应该是有正面意义的。

　　另外，国内在研究人才培养的机制也非常之重要。创造一个氛围使得我们的年轻人才能够在较快的时间里脱颖而出，当然我们国家已经有很多这方面的机制，像基金委杰出人才基金等，但是我觉得研究氛围的建设上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就是说当我们这批人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我们能不能有一种机制真的使得更年轻的这一代能够很快的成长起来，走到国际前沿去，我觉得这是值得思考和去做的事。

　　人民网科技：就是说人才断层问题怎么样解决？

　　杨学明：我觉得机制上必须要有一种保障，优秀的年轻人能够持续不断的脱颖而出。

　　杨学明：美国做得比较好，如果一个很好的年轻人，非常有创意，而且很有干劲，如果一起来之后，他很快就可以站在国际前沿。我觉得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我希望在今后几年里，尤其是在这个方面有影响的科学家或者决策者、管理者在这个方面有更多的关注。

　　人民网科技：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杨学明：比如说在现在的学校和研究基本上只有人进很少人出去，人才没有流动的机制，因此，建立一个流动的机制是必要的。另外，年轻研究人员的评估机制也需要更加完善，使得这样的评估更有利于各种人才的发展和成长。

　　人民网科技：李院士您有什么建议？

　　李德生：因为我一开始是搞技术工作，没有做过领导工作，所以对科技体制改革这方面研究得比较少，专业方面研究得比较多一些。

　　人民网科技：您觉得对于青年人才的培养，包括国家现在很多优惠政策的出台，推青年科学家，这方面您有什么想法？

　　李德生：现在年轻同志无论工作条件，还是生活条件，各方面的条件比我们那个时代优越得多了。所以，现在我自己个人的体会是贵在每个年轻同志自己在认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后，要能够安得下心来，要能够潜心地努力，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我们每一个领域里，现在都等待我们去发挥自己的专长。有所创新，现在国家科研经费也很多，各种各样的条件都创造得很好，仪器、设备很多国内都可以自己研发，先进设备都可以从国外引进，比我们那时工作条件好多了，现在要安得下心来，希望年轻的同志抓住这个方向以后，能够在十年、二十年努力地向自己的方向前进。

　　人民网科技：您所说的安得下心来是不是说，可能现在搞科研面对的一些诱惑太多了？

　　李德生：对。

　　人民网科技：比如说金钱、权力上的诱惑，对学术界的浮躁风气，您个人有什么建议？

　　李德生：很重要一条，除了我们对年轻的同志进行专业方面的训练以外，还应该注意科学道德的培养，这也很重要的。现在有一些风气不太好，追求论文的数量、还有学术上的不正之风，搞科学技术要安得下心来，能够潜心地研究。我们搞石油的人有一句话，“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搞渗透率”.只有勤奋努力，才能有创新成果。

　　人民网科技：可能每一个专业，每一个领域都需要潜心去从事某项研究的过程。

　　李德生：要培养青年科学家要有一个敬业的精神。

　　人民网科技：白院士有什么看法？

　　白以龙：我觉得现在咱们国家发展到目前这个状况，整个的发展规模和提出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大，规模之大，问题种类之多，说实在的，相当可观的，这对于我们从事科学的人，提供了非常好的背景，这么多大规模新的问题摆在自己面前，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挑战，因为很多问题是很尖锐的。这需要我们真正地在关系到国家未来的关键问题中，通过前瞻性的自主创新的探索。我觉得，机会非常难得，但是比以前任务更艰巨了。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你自己会对科学相关部分，要有洞察力，能提出问题，你能从周围、从大规模的发展中提出里面前瞻性的科学问题，你还能够发现新的现象，针对这些新的现象，自己提出新的概念。针对这些新的概念可以发展新的方法，或者你能解决新的问题。我想，这是我讲的背景和机会，确实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所以我想对于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也好，对比我年轻得多的科学家也好，都是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要自己努力，或者你可以根据别人的发现提出新的概念，如果你不能提出新的方法，最起码要解决新的问题。我想我们国家的科学和社会发展就会增速。

　　人民网科技：说到创新能力培养，在去年钱学森去世的时候提出了“钱学森之问”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当然这个问题一出来时，对整个科学界触动也很大，不知道几位老师对这个问题自己的思考是什么？

　　裴钢：这个问题网上说得很多，全国人民都有自己的看法。这里面有学校问题，大学责无旁贷要承担责任，还有中学、小学的问题，主要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培养有创新思想的，还是听话的。一般来说，从幼儿园还可以问问题，到小学基本上就一半了，到中学就几乎没有了，到高中就更没有了，在学校待的时间越长，基本上就越缺乏创新能力了，是这样一个学历社会、应试制度、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导致这个问题。

　　我觉得，创新型人才，一个是真正意义上全面得到发展的人才，我们不一定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大科学家、政治家、大社会家，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是一个合格的公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能够对得起别人对自己的尊重，不要完全功利，完全物质，我们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这种环境下大师就可以出来。

　　另外就是社会，当然我们会讲到很多，比如我们学校整个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们全部都是考试，从小学开始就是考试，大家都是对付考试，很多重要的东西，很多重要的思想，说这个不考就不学了，这个不学，那个不学了，考试是标准答案，不按标准答案就是得低分，大家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你有任何一个创新思想，有任何奇思怪想都不允许。

　　所以整个课程设置，专业设置、文理分科，各种各样，从小学开始，要钢琴几级，要学绘画等，即使到了大学，到了中学，有一点点反叛的思想，想追求自己的爱好，做科学没有爱好肯定不行，家长就说，不行不能读这个科，读完这个科要去搞石油了，别去了，离开上海了，离开北京了，不能去考，坚决不让小孩子去考。两个比较成功的例子，一个是比尔盖茨，还有一个苹果的乔布斯，这两个人都是没有念完大学。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题目。这是一个教育方面的问题，科技本身也有问题，大家都在拼命搞钱，一般来说，我们真正要做起来一个项目，就得有六七个基金支持，评这些基金、写报告等，所有时间都搭进去了。

　　人民网科技：您觉得整个学术评价体制是不是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以论文多少来说明一些问题，比如说职称评工资，包括科学家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跑项目了等等。

　　裴钢：有一些是评比的问题，比如高考，一考定终生，这从培养创新型人才是极为不利，你差一分，差两分，其实真正的创新型人才，像比尔盖茨，像苹果的很多产品都很好，很难用这几分来衡量。但是话说回来，高考还是这个社会里最公平的，使无数家里没有钱、没有背景的人通过高考能走进大学，如果把高考取消，社会没有一个真正的选拔机制的话，这些人可能上不了学校。科研体制也是这样，惟论文，固然是不可取的，因为有其缺点，但是如果在人情大于学术的条件的束缚下，我跟谁好就给谁钱，就更麻烦了。这就是当时为什么用论文来作为衡量标准之一，因为毕竟它是客观的标准。但是把这个事推到极限，就会产生这种不好的效果。

　　就是说任何问题都有两个方面，我们可以把评价都不要，但都不要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要以学术为主，以学术质量为主，如果学术不能为主，质量不能为主，又回到人情，我想也是不可取的，所以创新体制机制里是存在诸多矛盾的。

　　人民网科技：评价体制有一定弊端和缺失，但是是在特定环境下，是有理由存在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裴钢：按哲学来说，任何东西存在都有意义。

　　人民网科技：要优化这样本身有弊端的评价体制，它是需要有一个什么？

　　裴钢：要有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能太依靠行政，现在单位利益、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逐渐把这些科技评价都给抹煞了，所以科学有科学规律，教育有教育规律，成才有成才的规律。

　　杨学明：我觉得做科学，或者做技术研究的，有一点是非常重要：你对科学研究和技术研究的热情，这个热情的培养实际上是非常之难的。我们的教育体制上有一些缺失，就是说在教育过程中，实际上在扼杀这种热情。我个人有一种非常深的感受，我们从小是在“文革”中上的中小学，1978年上的大学，那时我觉得那时的教育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完善，但是我觉得有一方面我是幸运的，我没有整天“被考试”,我觉得我好象是维持了一种对事物比较原始的兴趣，我觉得从上了大学之后，直到读研究生，做博士后，我一直跟随了非常杰出的老师，这些老师对科学非常有热情，所以我得以维持或增加了对科学的热情。

　　在体制机制上，我们要确保不去扼杀年轻人的热情，不光是科学研究，包括艺术、人文都是一样的。如果每个社会都可以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科学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另外做科学研究的人，自己能够反思，我能不能激起这个学生在研究方面的兴趣。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科学家，但是有一部分人可能很适合做，他们有这种热情，我们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讲，我们有这个责任，鼓励这些人走向科学的前沿。如果我们每个人和好的机制配合起来的话，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学可以发展得更好。

　　裴钢：我经常在讲，怎么培养研究生有四个方面，第一有兴趣爱好，非常强烈的动机。第二就是什么事要叫他坚持不懈，板凳要坐得住。第三要有合作的精神，没有宽广的胸襟事情做不好。第四，科学和艺术一样，要和别人不一样。薪火传承就是这样。让下一代有更多更好的人，这样我们就有希望了。

　　杨学明：刚才李老师说的，我们现在物质条件和整个科学的支持力度已经上到一个台阶，如果在这个方面可以更好地配合，我觉得我们科学的发展还是非常乐观的。

　　人民网科技：可能对现在的年轻人，从小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都给他灌输一个理念，你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是为了找了一个好工作，找一个好工作就是为了挣钱，可能是一个大环境，从小就会对他有一个理念上的影响，所以致使他觉得，我学了石油勘探，我就要去偏远的地方受苦。李院士您在选择科研这条道路和方向上，肯定不会有这些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可能面临的负面给他灌输的教育理念太多了，所以您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看呢？

　　李德生：我们的技术工作大概包括两大类，一类是搞数理化，那些可以在实验室里，可以关起门来，特别是现在条件更好了，什么事上网都可以查到。另外像我们这些搞工程技术的，比如说搞石油勘探开发，像大的工程，你必须到现场去，必须深入实际。拿我自己来说，我多年的工作，差不多前面大半生时间都在现场。大学一毕业我就到甘肃的玉门油田，那是中国第一个油田，去工作了。以后参加了四川石油会战、大庆石油会战，胜利、大港、中原等油田会战都在现场工作。后面多有30多年时间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

　　所有的一些大的工程，比如说修建铁路也好，修建公路也好，还有“两弹一星”也好，都要深入到现场，到很困难、很艰苦的地方工作去。你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找到石油地质的规律，你才能把这些实践的经验上升为理论，你再拿这个理论指导新的实践，就会发现新的油田，找到新的储量。

　　所以现在的一些年轻同志，我很鼓励他们能够多到现场去，多去参加实践，你有了实践的经验以后，你自己把它总结，能够上升到理论层次，这个理论才能够真正管用。

　　所以不要从学校一出来，就想到科研单位去，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因为油田不在我们北京城地下，所以我们搞石油工业，去的地方都很艰苦，到新疆，到克拉玛依，到柴达木，当年我们大庆会战时，一搞就是四年。像我们一些有经验的稍微在石油工作过一段时间的，包括有一些从美国回来的，就直接去参加会战，人不够怎么办，就把北京石油学院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都调到会战前线去，调到大庆会战中去，后面两年都在大庆，到四年满了发毕业证书。这些从实践中间锻炼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成为大庆油田的技术骨干，他们搞的技术研究都非常出色。因此一些大的技术领域要取得突破一定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要组织会战，要深入到现场，深入到实际。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大的技术上的创新。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就是有这样的好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人民网科技：我记得在今年两会采访的时候，有一个科技界委员提出一个观点，现在的高等教育存在一个问题，即真正培养出来的炼钢的博士不会炼，没有炼过钢，炼油的博士没有炼过油，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科学教育对于实践能力、动手能力的缺失是比较严重的。您怎么看？

　　裴钢：整个工科培养都是缺少动手能力，一个是能干，能做，能够动手的能力是缺失的，还有动手的愿望，他们也不愿意动手，也懒得动手。这要加强，我还是觉得大学没有做足，比如说同济大学我们在加强工科改革，加强动手能力的实践，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而且希望学生尽早地加大实习课、实践课的比例，强化这个比例，希望同学们能够有机会、有更多的时间到工厂去实习，产学研结合，也为国家创新做点贡献，另外还要加强一些思想教育，鼓励大家愿意动手，愿意为社会做事、为他人做事，这两个方面下手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动手能力的培养，可能还要再到中学，到小学去，动手能力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孩子从小有一个好奇心，自己想做点什么东西，等大17、18岁上他们做，相对晚了，所以要把动手能力培养过来，可能要灌输到中小学的课程中。

　　人民网科技：刚才我们提到钱学森之问的问题，我觉得白院士是中科院力学所的人，您对这个问题看法是不是有什么不同？

　　白以龙：钱学森是我们的老所长。我记得我刚到这个所时他说过一句话，力学是要为生产服务的，但是你必须跳到生产的前面去，否则你怎么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呢。像你刚才提的问题，从科学上和技术上需要有那么一批人，需要跳到现在产业前面去，就像胡总书记做的报告一样，引领我们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

　　那会他在美国学校时，想用其他的方法上去，自己搞了一个项目，实际上是做火箭的事。从美国角度来讲也不够安分，所以他们几个人在校园里做试验，还捅了娄子，出了事故，有几个人还继续搞，别人给他们起了一个外号叫“自杀俱乐部”,这的确很危险，但是整个航天事业后来就以火箭为最主要的形式，有别与航空，冲出了地球。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我想，他讲的这个话，“你们是要为生产服务的，但是你不跳到生产前面你怎么起到火车头的作用”就是他用自己的行动来践行这句话。

　　所以我自己感觉，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我很同意前面几位院士讲的，咱们国家到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有这样的要求，要解决这个问题，体制、机制、社会、教育、文化各个方面都需要加强。作为一个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人，不管是管理者，还是从事科技工作的个人，不管老头，还是年轻的，我认为大家都要有这种意识，作为管理者来讲，不仅要看到眼前，还要看到今后，特别是要给年轻人，要为今后发展的一些大胆地尝试，要给他们有足够的机会。

　　人民网科技：有时这个不安分就是一种创新的萌芽，不要把这个萌芽扼杀在传统的机制体制下了。我记得前几天媒体都报道了，国家提出了“举国科研体制”说法，我不知道几位老师对这个“举国科研体制”对我国整个科学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白以龙：我没仔细想过，但是感觉到需要改革，有的需要靠技术，有的靠知识，有的要创造知识。所以我觉得整个的产业面临不同层次的变化，我觉得作为我们国家，要在几个方面要进行改革。

　　李德生：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行各业都有人才。第一是要去发现他。第二要去善于使用他，培养他。第三，人才本身一定要有一个探索的精神。能够在各种比较困难的环境中，闯出一条新的路子，要靠他自己。第一是环境，第二是勤奋，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中国一定是人才辈出，而且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

　　杨学明：“举国科研”肯定非常重要，因为科研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不同领域的发展，科学有很多方面，像我们国家现在面临的比较前沿的技术瓶颈，大飞机也好，新能源发展也好，这些方面需要组织很强的团队来做。但是从基础科学方面来讲，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创造一种氛围和环境，使得年轻科学家勇于探索科学的前沿，给这些科学家有这样一个平台，我觉得这比组织大团队攻关可能更重要。所以我觉得“举国科研”不是所有科学体制里用一个模式来管理，这是有问题。我的理解“举国科研”是应该国家对每一个领域有足够的支持度，以不同的管理方式来推动和管理科学，我认为这样效果会更好。

　　裴钢：刚才杨老师说的我非常同意，“举国科研”由来已久，为什么要提这个话，是来自于体育，既有我国的成功的经验，还有前苏联、前东德的经验，拿金牌的经验，所以也呼吁这个体制，这个体制就是刚才杨教授说的，我也非常同意，国家如果对科技的支持重视，投入比较大，我觉得可以用举国体制来加大这个重视程度，我觉得是应该的，因为科技毕竟是“第一生产力”,所以要提到这个高度。但是并不意味着国家要用行政的办法，都是用“两弹一星”的办法、按奥运会金牌的方法来抓科研，对体育来说也是有很多例外，举国体制使奥运会拿了不少金牌，但是我们的足球呢，为什么举国体制不可以把足球搞上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所以这是基础问题，我们的乒乓球为什么能立于不败之地，我们的足球为什么一蹶不振，这里面有很多问题，我看网上没有人相信如果用举国体制抓一下，可以十年内把中国足球搞好。是不是给我们一个反思，体育运动里，个人运动还是容易抓的，涉及到集体的比较难抓，这里面有一个环境问题、配合的问题。所以科学技术，尤其是创新型人才，在这里就要有个环境，没有这样一个创造性的环境，拔苗助长，用抓奥运会金牌的方法抓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事不一定能够实现，有一些事是我们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尤其是一些重大的工程项目，但是有一些基础研究确实是非常难预测成果，一旦出来以后，影响非常大，也不能完全以行政方法来抓科研，也不能完全以有用、无用来判断。

（责任编辑：赵竹青）